225期
2018 年 11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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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是反映政治的溫度計:
兼論台灣對中國大陸電影的配額限制
林士清/北京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博士生

大陸電影近年來雖然在金馬獎奪得多項大獎,但始終無法鬆動台灣對大陸電影一年僅能上映10部的配額限制,導致台灣影迷對得獎的大陸電影感到陌生或誤解。筆者建議適度鬆綁配額限制,讓台灣市場來決定大陸電影的優劣,可降低大陸優質電影在金馬得獎時,卻時常遭影迷撻伐致大爆冷門的負評。


圖片來源:pixabay

比較大陸的金雞獎和台灣的金馬獎,大陸電影從業人員向來對金馬獎評價高於其他電影獎項,除了金馬獎長期奠定的客觀性與公正性之外,金馬獎評審機制較無政治力介入或票房檢驗,客觀評鑑電影品質的純粹性較高,各種審核機制在大陸拍電影可堪稱是高危險行業,讀者可以細細品味大導演張藝謀所謂:金馬獎是中國電影的希望,這一席話背後反映的真實意涵,恐是凸顯有多少大陸電影,時常在大陸官方的意識形態審核下遭致禁演的困境。

金馬獎何以成為華人電影最嚮往的獎項

金馬的最大特色,就是報名範圍擴大成「只要和華語有關的皆可報名」,內容多元而廣泛,不少在中國大陸被封殺的電影,都可以在金馬獎中得到肯定。不過,近年來金馬獎頒獎典禮,都會涉及台灣與大陸入圍、得獎片數的比較,甚至惹來朝野立委對金馬獎的質疑:台灣電影在金馬獎得獎比例失調是怎麼一回事?極端論者認為金馬獎必須要保護台灣電影,並積極地捍衛台灣主場優勢。筆者對此論調向來嗤之以鼻,電影既然是純粹藝術的表現,金馬獎早就跨越疆界及國界的限制,奠定華人影壇極致的最佳平台,比較兩岸三地在金馬獎得獎數量,其實是一種政治操作的偽命題。

大陸電影產業鏈反映的是高風險

2017年大陸電影總票房達到了559.11億元人民幣,相較2016年同比增長了13.45%。從2015年迄今皆有一部超級本土強片席捲票房,例如:2015年白百何主演的《捉妖記》、2016年周星馳執導的《美人魚》、2017年吳京自導自演的《戰狼2》、甚至延燒到2018年金馬影帝徐崢主演的《我不是藥神》等,讓大陸本土或中港合資的電影作品顯現市場增長的趨勢,大陸本土電影受益於外國電影每年登陸的市場配額限制,本土電影只要受到消費者的青睞,起碼在票房上能搏得一線生機。

電影市場蓬勃發展的態勢下,筆者發現大陸電影旺盛的金融資本投資的態勢下,大陸電影產業卻呈現強者恆強、弱者恆弱的詭異情勢。從票房來看,仍有超過九成電影處於虧損邊緣,「發強片利潤壓縮」或「發小片可能賠錢」,讓電影發行商的壓力甚大,加上3D、4D的觀影效果提供消費者身歷其境的視覺享受。套用幕後電影人的行話:2013年前大陸電影叫「影視行業」,2014年後則成了「電影產業」。

大陸電影產業面臨變革的轉變,其實是來自於好萊塢電影的衝擊,以及中國經濟崛起之後帶動旁龐大的消費內需,電影市場及電影產業鏈逐遍蓬勃發展。然而,好萊塢電影讓消費者更有買票進入戲院的衝動,而大陸本土電影產業鏈倘若無法整合與創新,過多的政策保護會讓中國電影市場成長趨緩,即便各地城市的新建影院數量、電影數量及發行團隊數量的成長,反映大陸電影製作走向蓬勃的現象,但也存在可能泡沫的跡象,欣欣向榮的電影行業,已成為高風險行業。

互聯網讓大陸傳統電影發行模式被顛覆

互聯網的強勢崛起也強勢衝擊大陸電影產業的生態,電影人和網路人遂引發「電影公司幫互聯網公司打工」抑或「互聯網公司幫電影公司打工」的辯論。消費者現在購買電影票都以手機平台購買,用手機平台購買會比臨櫃更為划算,而且享有其他消費優惠,因為互聯網以及票務平台的順勢崛起,電影產業正出現著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的轉變,傳統的電影發行模式逐漸被互聯網平台給顛覆。尤甚,整個電影產業鏈都在與互聯網產生密切關聯,從上游的版權、投資到製作發行,中游的營銷推廣,再到下游的電影票及衍生品的銷售,互聯網影響力都逐漸滲透其中而且無法逆轉。

大陸電影出現拍片量大,品質卻參差不齊的現象,一方面是本土電影在國外票房上競爭力低,向來是中國電影輸出發展的最大瓶頸,代表軟實力仍然不足,例如「戰狼2」在國內票房和評價天下無敵,但代表中國去參加奧斯卡最佳外語片難免會有譁眾取寵之批評。此外,中國的電影產業不夠成熟,整個影視產業鏈上並不完善,盈利機制不是好的良性循環,過多的金融資本非但投入在電影製作上,反而變成作假票房或不當的利益輸送,導致成為劣幣驅逐良幣的電影人才逆淘汰,對整體電影產業的發展傷害甚重。最後,2017年中國電影票房成長率雖達到20%,但前幾年動輒30%的容景已不復返,未來幾年內電影利潤維持在15-20%區間,恐將成為大陸電影市場的新常態。

台灣對大陸電影上映的配額限制

本屆金馬獎主持人陶晶瑩對文化部長的請命,大陸電影在台灣上映的配額限制,倒是值得關注。事實上,中國大陸的春節期間上檔的強片,就很難如期出現在台灣春節檔期,不少好片甚至都要等到第四台放映或網路平台來播放。問題的源頭在於台灣對大陸電影有配額限制,一年在台灣只有10部大陸電影可以上映,因配額限制而錯失的好電影,一直是不少台灣影迷心中的遺憾,姑且不論配額限制是否為一種陋習,台灣電影人及文化部官員應當思索:評價大陸電影的優劣,應當交由市場來決定,而非政府有意或無意的政策管制。

大陸電影赴台上映配額之限制,恐怕也擋住年產量超過上千部的大陸電影,當中不乏兩岸三地電影公司和製作團隊合作的電影,這點確實也耐人尋味。例如,香港導演陳可辛監製的《七月與安生》,即便在2016年金馬獎奪下最佳女主角獎,但也必須等到2018年抽到籤之後,才准許在台灣戲院上映。嚴格來說,今年大陸暑假以來有不錯的強檔影片,包含徐崢主演的《我不是藥神》、彭于晏和姜文主演的《邪不壓正》、賈樟柯執導的《江湖兒女》等,在劇情上、製作上及票房上都有強烈的突破,台灣影迷不能即時地一睹為快實屬無奈。

倘若台灣影迷都能看到優秀入圍作品,加深影迷對大陸影片的映象,適度放寬大陸電影在台灣的配額管制,讓市場決定大陸電影的優劣,好過片商試手氣地抽籤決定上映順序。適度開放大陸電影的配額限制,也不代表大陸電影作品能在台灣市場長驅直入,台灣影迷能夠在戲院願意接觸不同題材,包括不熟悉的電影類型、演員或片中人物的表達方式,不至於在電影配額制度下惡性循環。

金馬獎絕非政治意識形態上的傳聲筒,應該是在藝術上有品質的作品,但配額問題中的政治因素,會讓日後的金馬獎的評比綁手綁腳。金馬獎不至於淪為台灣電影工作者閉門造車的場域,但缺少大陸、香港及海外電影人才的加持,被譽為是華人電影最高殿堂的金馬獎,絕對會遁形失色。

 

【本文僅反映專家作者意見,不代表本報立場。】

 
作者: 林士清
現任: 北京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博士生
學歷: 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研究所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國際關係組&中國大陸研究學程
經歷: 台灣經濟研究院南臺灣專案辦公室/組長
台灣經濟研究院區域發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一所/兼任助理研究員
行政院青輔會青年國是會議/諮詢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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