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部電影曾有這段台詞：「為官者，所謂四大明槍、四大暗箭，明槍是投桃報李、溜鬚拍馬、標榜拉攏、結拜連襟 ，熟用這四大明槍，官場自然無往而不利。」

四大明槍、四大暗箭，在華人的官僚系統中至少存在千年歷史。「愛民如子」、「為民做主」、「為民謀福」、「父母官」這些形容詞幾乎不存在現實生活中，帝王制度下，當官是為了自己，為了「權力」，但冠冕堂皇描述成「為了人民」，即使近代出現中華民國這樣的「民主」國家，但台灣實際上仍然處於四大明槍、四大暗箭的官僚時代。一個「假民主」的社會，「公務員」取代了「官」，當公務員依然是為了自己，但還企圖擁有「特權」，忘了自己是人民的「公僕」，以為自己的身分地位高於人民。

對的事不做，錯的事一直做 已成為台灣施政常態

台灣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近年來屢次和大型財團簽訂BOT（Build operate transfer）合約，把公共建設由政府規劃，然後委託民間投資興建，等經營一段時間和磨合後，再轉移由政府經營。但是經過政商貪汙勾結，BOT案件簽約動則延宕數年，興建過程預算年年增加，工程進度落後無重大罰責，環境保護屢遭破壞，建設廠商經驗不足，承包商屢出問題，工地事故不斷，明明設定為棒球場卻不能打棒球，定位為文創園區卻不文創，三創園區停車場變成賣場，通通都是掛羊頭賣狗肉，而擁有產權的人民只能吞下去這口怨氣。這種沒有任何一家民間企業願意簽的BOT合約，到了台灣政府公共工程標案，大部分的合約都是這樣簽 ，台灣社會甚至已經視這種現象為理所當然 。從台灣人民、政府官員到財團，每個人都知道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 ，但是對的事不做，錯的事卻一直做下去，人民打從心裡就認為選舉選上就準備要貪污，官商勾結理所當然，官僚當守衛，財團一直A，人民無所謂，弊案一大堆，這就是「為官之道」。

政治是分配權利和利潤的談判台，有共同利益的人透過爭取公權力來獲得個人利益，某些投機取巧、依賴祖蔭、勾結權貴、溜鬚拍馬，妄想不勞而 獲的人，利用制度漏洞擴張自己的口袋 。經濟需要政治配合來產生更大的利潤，政治需要經濟才能存活，政客透過接收財團賄賂，然後進一步擴張自己勢力，財團和媒體結合，讚揚貪汙的政客，增加其曝光率和美化政績 ；不願收留賄賂的清廉政客，因為缺乏資金而消失在政壇上 ，清廉的政治家被當成理想主義者淪落街頭，懷才不遇，貪污的政客當選並位居公務高位，政客透過政府政策圖利財團，財團和政客的利益互相輸送，當「立法」和「司法」系統逐漸被貪腐的政客掌握時，國家機器淪為私人武器，政府執法變 得不公平和多重標準 。民主政治崩解，「特權」時代壟罩整個社會，那些在行政、立法和司法掌握權力的官僚，掌控了最多的影響力和資源，為了得到更多的私人利益，他們只在乎公共政策有沒有投機賺錢的「撇步」，至於政策所產生的後遺症，通通與他們無關 。這種用盡手段獲取最大私人利益的文化，在台灣政壇比比皆是，他們是造成社會問題的主因之一，過去那些狡猾的政客和財團結合，透過鉅額財富來分化群眾和買通人脈，然後再各個擊破，利用資訊不對等和利益衝突讓群眾造成內鬥，當財團和政客互相結合時，對國家的破壞力最可怕，而人民長期以來對政壇貪腐已經麻痺，視若無睹，造成台灣政壇劣幣驅 逐良幣。

2014年的台北市長選舉，改變了這個社會現象 。新台北市長柯文哲帶來了不一樣的為官之道，過去市長選舉必須透過民進黨和國民黨的政黨資源支援，但柯文哲沒有「拿人手短吃人嘴短」這個包袱，成為政黨中立的公務員，這是多麼難得的政治變革，政府的決策終於不用被政黨綁架，而選舉過程中沒有特定財團的政治獻金，所以也不會被財團綁架 。這是台灣政治史上，罕見的「人民當官」。

柯文哲當選後，台灣政治史上出現罕見的「人民當官」

去除繁文縟節的公文，就事論事直接解決問題，柯文哲習慣開門見山直接切入問題核心，力求最短時間內解決問題，醫療台灣政治體制中的許多重傷部位，當一個「政治醫生」 。虛偽的官場文化因此煙消雲散，盡可能讓所有資訊公開透明，杜絕過去資訊不對等的情況，而且願意扛下責任，放手讓部屬去做事 ；這種態度讓台北市政府的公務人員變成「主動性」完成工作，基層公務員經過長時間磨合，會逐漸形成靈活運作的零件，真正成為「為人民服務」的公僕 ，至於過去那些混水摸魚和掩護財團的「門神」，凡是心裡有鬼的人，自然會慢慢地提前引退，政府部門終於有機會出現良幣驅逐劣幣的局面，施政效率也明顯更高了。

柯文哲和大型財團的對壘談判則是凸顯台灣過去政商勾結的惡習嚴重，大型財團氣焰囂張，選前政治獻金，選後送紅包、喝花酒、走後門的貪腐文化，深植人民印象，而柯文哲採取「談事情不用走後門、 送紅包、喝花酒，早睡早起身體好，一切公開透明 」，上任沒多久立刻和 財團「攤牌」 ，透過公開資料，直接和財團談判，甚至未來還會安排遴選機制，引入外國廠商參與競爭，只要是公平競爭的模式加上合理的經營利潤，沒有檯面下的不法勾當，國際廠商會相當願意進來台灣搶這些公共建設標案，對台灣建設自然大利多。

「以前做生意的方式不可以了，現在新的時代重新開始，過去那一套不必再提，現在重新開始了」，這是柯文哲對財團說的話 。過去政商勾結的文化盛行，許多台灣企業大老闆得思維都是透過打通政商關係，或者仗勢 背後的中國勢力，透過特權在台灣大搞特殊政商關係，如今要他們依照公平的規矩來依法行事，卸去他們的特權，這些「草莓」企業家竟然覺得政府在刁難他們；事實上，如果企業真的有競爭力，絕對不怕自由市場競爭，市場會淘汰不良的企業，吸引更 優質的企業參與競爭，這樣才能引導台灣往良性成長，如果只靠著出賣國家資產或者收買政府官員而致富，這樣的企業哪有競爭力可言。
在傳統媒體為主流的時代，像柯文哲這樣透過網路媒體崛起的政治新人，根本不可能成為台北市長 ；沒有願意幫下屬扛責任的長官，過去的台北市政府官員是相當害怕做錯事的人，怕做錯的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只會聽從上級命令執行任務，不管該任務是否會造成擾民的副作用，照做就對了，結果就是出現一堆政策漏洞產生的副作用，行政程序變得更冗長，為了簡化行政程序，只好繼續用不完善的政策來輔助掩蓋原本的錯誤，於是錯誤的政策變成無窮迴圈，人們不期望政府能做到很多事，因為在過去的官僚制度下，公務人員 多蓋章少管事才是明哲保身的做法，整個市政府機構被保守風氣、上級壓力、裙帶關係關係壟罩著，官員不敢得罪財團，因為選舉時不能缺少這些財團的政治獻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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