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份一到，廣大上班族的信箱裡都會出現財政部寄發的前一年所得稅繳納通知單，提醒你又該盡好國民的納稅義務了。除了所得稅以外，其他名目的稅收如房屋稅、牌照稅等等，若不想落得被追討的下場，好國民們也都會乖乖繳納。但令人費解的是，明明帳面上台灣每年還是有經濟正成長，大家該繳的稅一毛也沒少，為什麼還是不時傳出基礎建設沒錢維修、甚至政府也得靠BOT引入民間資金才能啟動新工程？

有稅收不等於財源足，財源足不等於建設強

國際上常用租稅負擔率，也就是稅收占一國國內生產毛額的比率來分析一國的財政健全度。理論上，如果一國的經濟成長良好，國家的稅收自然豐足，也才有能力繼續支持經濟發展，但在台灣的情況卻完全相反，根據財政部統計，二十多年來租稅負擔率每下愈況，到了近三年租稅負擔率只有12%上下，相當於1990年的八成。如果用更靈敏的指標：租稅彈性（稅收成長率除以經濟成長率）來分析，除了幾個極端年分外，其實這幾年來每1%經濟成長率可創造的稅收成長僅有0.5%左右（圖1）。

圖1：近30年來台灣租稅負擔率/稅收彈性變化

資料來源：財政統計年報

既然稅收不夠，政府在花錢時自然也得量入為出。近三十年來，台灣的賦稅依存度（稅收佔政府整體歲出比例）已經從80%降到70%至60%之間，也就是說政府每花10元，來源最穩固的稅收只能填補最多7元，剩下的得另外想辦法。衍生下去的負面影響，就是政府在創造經濟成長的責任上，角色漸漸弱化。根據經濟學定義，一國的國民生產毛額由消費、政府支出、民間投資以及淨出口所構成，而近三十年來，政府支出佔GDP的比率已經從原本的30%左右減少至不足20%，難怪每年都會面臨經濟成長率保衛戰（圖2）；更讓人擔憂的是，經濟發展所依賴的基礎建設，如公共交通、教育、環境、社會安全這些毫無獲利可言的部門，都屬於政府責無旁貸的工作，而在這些項目上，台灣的支出已經比三十年前銳減了至少三成。於是我們才看到高鐵和台北大巨蛋必須用BOT的方式興建、機場捷運和雪山隧道工期一再拖延、高教體系請不起好老師也留不住好學生。長久下去，台灣遲早會啃完過去累積的老本。

圖2：賦稅依存度/歲出對GDP

資料來源：財政統計年報

債台高築的，不只是地方政府

如果收入不足又得支應龐大開銷，剩下唯一的方法就是舉債。近日傳出苗栗縣政府的負債高達八億，使得立法院甚至研議修改破產法，將地方政府也納入破產申請人的新聞。其實比起中央政府的債務累積速度，苗栗縣只是小巫見大巫。近三十年來，台灣的中央政府公債未償餘額平均以每4至5年就增加1兆元的速度增加，到2014年底時，總未償餘額已經逼近5兆4千億元，佔前三年GDP平均數比率達36%，離《公共債務法》所規定的40.6%上限所剩無幾。如果未來數年來台灣沒有跳躍式的經濟成長，那麼依照當前債務累積的速度，下一任總統很可能面臨舉債額度不足使得政府預算編不出來的窘境。

圖3：中央政府公債未償餘額

資料來源：財政統計年報

既然債務問題那麼嚴重，台灣是否會成為下一個希臘？答案是不會，因為台灣政府幾乎未曾向外國舉債，不致於出現如歐洲一般的主權債務危機。但換個角度看，面對這麼龐大的債務，財政部也只能用借新債還舊債的方式、或是直接多印鈔票來償還，不管哪一種方法，都會使得新台幣持續貶值、受薪階級生活水準衰退、資產價格居高不下的後遺症。換句話說，最終承擔苦果的，還是社會上老老實實繳稅的眾多納稅人。

每當社會輿論一討論到「稅」，每個人心裡想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有錢人繳那麼少稅？」這種訴諸公平正義的訴求表面上相當合理，但現實狀況是台灣財政問題之嚴峻，已經讓我們沒有多少時間在「誰應該多繳稅」上面繼續吵吵鬧鬧，而且就算向有錢人追稅成功，讓所得稅稅收成長一倍，對國家財政的幫助也相當有限（註：2014年綜合所得稅稅收佔GDP比率為2.6%）。我們現在應該一方面嚴格督促政府，把錢花在真正有意義、有價值的基礎建設上，而非放煙火式的雨露均霑；再者，與其為了稅收而逼得有錢人把財產藏到房地產、基金會或是海外避稅，反而應該更積極地思考，如何改善法規環境，讓有錢人願意在台灣進行投資並創造就業機會，才能從根本解決當前的經濟困境。

資料來源：財政部統計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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