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FTC於2017年1月起訴美商高通（Qualcomm）後，許多消費者隨即在各地對高通提起訴訟。法院將這些訴訟合併，要求其選出代表，並提出合併之集體訴訟起訴書（Consolidated Class Action Complaint）。後來原告於2017年7月11日，正式提出整合集體訴訟起訴書[1]。高通隨即請求法院駁回這起訴訟，但加州北區地區法院的Lucy H. Koh法官於2017年10月11日作出初步判決，認為消費者可以作為原告，提起反托拉斯法訴訟。

起訴書是否看似成理

本案的代表原告包括Sarah Key、Andrew Westley、Terese Russell和Carra Abernathy，共同提起假設性的集體訴訟（putative class action）。所謂假設性集體訴訟，就是現階段原告人數不多，但假設未來成案，會有更多的原告加入集體訴訟。其主張高通對行動通訊標準必要專利採取的整套授權架構，使其他廠商被迫接受一個高於FRAND水準的授權費率與條件，導致數據晶片的整體價格（all-in price，包括晶片價格與授權金）提高，而廠商會將該筆費用轉嫁到消費者身上，導致使用數據晶片的手持設備的終端價格也提高。因而對消費者造成了傷害[2]。

被告高通於2017年8月11日，要求法院直接撤銷此訴訟[3]。根據美國聯邦民事訴訟規則第12條(b)(6)，若一訴訟之主張無法「提出事實，從表面上看有可能成立」，即可立即駁回該訴訟。但若原告有提出事實之內容，讓法院可以合理推論被告須為所主張之不當行為負責，則該請求就表面上「看似成理」（facial plausibility），而不能直接駁回。「看似成理」（plausibility）之標準，與「可能性」（probability requirement）之標準更高[4]。

首先，因為本案才剛在起訴階段，原告等人只是消費者，並沒辦法提出具體的事實證據。但是，原告可以要求法院「參考」（request for judicial notice）其他已知的公開事實或法院文件，因此，原告要求法院參考目前其他五份相關訴訟文件。法院認為，由於這些文件都確實在法院訴訟中可取得，只要其內含的事實沒有「合理的爭議」（reasonable dispute），法院均可參考。因此，雖然部分文件中的事實高通提出合理爭議，法院會忽略該部分事實，但法院均同意參考這五份文件中所主張並舉證之事實[5]。

原告主張與被告請求駁回理由

合併之集體訴訟起訴書中，主張高通違反了兩項聯邦法以及兩項加州法：1.違反聯邦休曼法第1條的聯合行為，2.違反聯邦休曼法第2條的獨占行為，3.違反加州卡特萊特法（California Cartwright Act），4.違反加州不公平競爭法（California Unfair Competition Law ，簡稱UCL）[6]。

高通請求法院駁回的理由依序如下：1.原告並沒有辦法證明，因為高通的行為而受到反托拉斯法的損害（antitrust injury）。2.原告沒有辦法證明，對於高通與Apple間的獨家交易安排，消費者具有憲法第3條的當事人適格。3.對於原告所提出的具體主張，高通也一一提出反駁理由[7]。因此，加州北區法院的Lucy H. Koh法官，則依照這個順序，進行討論。

反托拉斯損害（Antitrust Injury）與市場參與

原告主張，他們受到高通行為的傷害，就是在購買手持設備時，必須付出超出市場競爭的價格（supra-competitive prices）[8]。高通認為，所謂的反托拉斯法的損害（antitrust injury），必須是市場的參與者（market participation），假設高通的行為傷害的是數據晶片市場的競爭，因為消費者沒有直接購買晶片，只是間接購買終端產品，所以不是直接消費者，也非競爭者，故不是市場的參與者[9]。

當事人所受損害與違反者加諸之損害無可避免地彼此糾纏 

Lucy H. Koh法官認為，消費者是否為直接或間接的購買者，或是否為競爭者，並非是否有反托拉斯損害的決定性因素。被告的違法行為與原告所受損害間的關係，才是是否有受反托拉斯損害的關鍵。因此，如果一當事人所受損害，與違法者加諸的損害，乃無可避免地彼此糾纏（inextricably intertwined），則該當事人就具有反托拉斯法之訴訟適格[10]。 

Lucy H. Koh法官認為，原告的起訴書中，已經充分說明，手持設備價格的變動，與高通希望加諸的損害，兩者間乃無可避免地彼此糾纏。原告所參與的是手持設備的市場，與CDMA與高階LTE數據晶片市場，兩者間「無可避免地彼此糾纏」[11]。

第一，原告說明，高通的整套授權行為，包括1.高通的沒授權沒晶片政策，2.高通拒絕授權其標準必要專利給相競爭之數據晶片製造者，3.高通與Apple間的獨家交易安排。這整套授權架構，導致高通可以使用其在數據晶片市場獨占力量，扭曲標準必要專利授權之協商，並使手持設備OEM廠支付高於FRAND水準之權利金。亦即，高通利用其數據晶片之獨占力量，搾取在標準必要專利上的額外收費[12]。

第二，原告說明，高通的權利金費率，乃直接按照終端產品（手持設備）價格計價，而非只按照數據晶片來計算，而消費者是手持設備市場的參與者。因此，高通的反競爭行為，直接扭曲和增加了原告等人所支付的手持設備的價格[13]。

第三，在高通的整套授權模式下，OEM廠即便購買其他公司的數據晶片，仍然要支付給高通高於FRAND水準之授權金。因此，OEM廠所購買的每一塊數據晶片，不論跟誰家買，都要付「額外費用」給高通，也進而增加了終端產品出售給消費者的價格。且數據晶片的整體價格（all-in price）包含了晶片的價格與行動通訊標準必要專利的授權金，整體價格提高，實質上也會帶動終端產品價格提高。亦即，手持設備的零售價格，有相當部分也受到數據晶片的整體價格所決定[14]。

原告等人主張，原告在整個供應鏈的末端，只要所購買的手持設備包含了數據晶片（不論跟誰買），因為手持設備定價時都必須算入數據晶片的額外費用，所以廠商轉嫁給消費者，消費者因而受到傷害[15]。

供應鏈中之廠商無法自行吸收，只會轉嫁給消費者

原告等人主張，由於高通所收取的「額外費用」，都會轉嫁給終端消費者，故消費者會因為高於市場競爭的價格而受到損害[16]。 為什麼數據晶片的整體價格一定會轉嫁給消費者呢？原因在於，在手持設備市場中，不論OEM廠、經銷商、零售商，都處於激烈的價格競爭環境中，通常的獲利空間都非常薄。因此，OEM廠、經銷商、零售商沒辦法自行吸收高通所索取的反競爭的權利金，因而廠商一定會轉嫁給消費者。因此，轉嫁給消費者的「額外費用」，可以算是透過產銷鏈直接受高通行為影響[17]。

總結來看，原告的起訴書若所述為真，原告確實已經適當的主張，他們在手持設備市場的損害，與高通於數據晶片市場反競爭行為所造成的損害，兩者間乃「無可避免地彼此糾纏」[18]。因此，即便是間接的購買者，也可以滿足市場參與要件，主張受到反托拉斯法損害，而具有當事人適格[19]。但是高通主張，高通案中的消費者，與2009年加州北區的Lorenzo v. Qualcomm Inc.案[20]，以及2015年加州北區的Feitelson v. Google Inc.案[21]一樣，在那兩個案件中法院均認為原告不具有反托拉斯損害。但Lucy H. Koh法官則認為，高通案與這兩個案都有所不同[22]。 

與2009年Lorenzo v. Qualcomm Inc.案不同

在Lorenzo v. Qualcomm Inc.案中，當時的原告（消費者）也是控告高通，且指控的行為一樣。其指控高通違反其FRAND授權義務，索取高於市場競爭狀況的權利金，要求OEM廠和手持設備製造商都必須獲得授權，且對只向高通購買數據晶片的廠商提供折扣[23]。該案中原告（消費者）主張的損害，乃是OEM廠因為被索取附加費用造成的損害，會將其成本轉嫁給手持設備製造商，然後又轉嫁給零售商，最後轉嫁給消費者（原告）[24]。 

當時加州南區地區法院認為，之所以原告沒有成功的主張反托拉斯損害，是因為原告所主張的損害，乃是從OEM廠被索取的附加費用，經過三層的供應鏈，轉嫁給消費者[25]。該案原告亦主張，高通的授權金只涵蓋在數據晶片這個零件上，而消費者所購買的是含有該零件的手持設備[26]。 法院認為，原告沒有詳細證立其所受損害與高通行為間的關係。因為，當時法院認為，透過層層供應鏈，高通索取的附加費用，在層層轉嫁時，某程度已經被打散吸收[27]。

但Lucy H. Koh法官認為，本案與Lorenzo案的第一個不同點，在於原告的起訴書，已經更清楚的說明原告損害與高通行為間的關連性。與Lorenzo案最大的差別在於，原告起訴書已經說明，為何在層層的產銷鏈中，高通索取的額外費用，並不會被打散吸收，而會完全轉嫁給消費者。主要的差別就是，前述說明，在手機的整個供應鏈中，競爭激烈、廠商獲利空間小，因而一定會把高通多收的費用，一路通通轉嫁下去，最後轉嫁給消費者[28]。

第二個不同點在於，本案原告的起訴書，說明高通索取的額外費用，抬高了OEM廠支付的專利權利金，不論OEM廠是否向高通購買數據晶片，或是向高通的競爭對手購買晶片。且原告也說明，手持設備的零售價格，有相當一部分受到數據晶片的整體價格所決定，因為該整體價格構成手持設備整體成本的很大一部分[29]。 

第三個不同點在於，本案原告主張，高通的權利金乃根據手持設備整機的批發價格來計算，而非根據數據晶片的價格計算。由於高通自己以手持設備的批發價格來計算權利金，顯示高通針對的就是整個手持設備，而並非只是數據晶片這個零件。因此，高通索取的額外費用，會直接扭曲和提高消費者支付的手持設備的價值。因此，本案與Lorenzo案不同，原告已經看似成理地主張，其購買手持設備的損害，乃與高通加諸數據晶片市場的損害，「無可避免地彼此糾纏」[30]。

與2015年Feitelson v. Google Inc.案不同

Feitelson v. Google Inc.案的案情則與高通無關。該案中原告（消費者）主張，Google與OEM廠間的契約約定，OEM廠在Android作業平臺上預設的搜尋引擎，只限於Google自己的產品[31]。原告認為，這種預設限制了其他搜尋引擎競爭對手願意補貼手機的機會，導致消費者購買的Android手機無法降價[32]。但該案加州北區地區法院認為，原告所主張的Android手機高於市場競爭的價格的損害，與所指控的Google的行為，兩者連結不足[33]。一方面，消費者的損害，與Google行為傷害的市場，兩個屬不同市場。法院也不認為原告主張的損害，和所宣稱的反競爭行為，有足夠的連結，或者兩者「無可避免地彼此糾纏」。而且原告還省略了OEM廠到消費者間供應鏈的說明[34]。

而Lucy H. Koh法官認為，本案與Feitelson案也有許多不同。在本案中，原告特別說明了OEM廠所被索取的額外費用，如何層層轉嫁給消費者。且由於高通權利金是以整機計價，而非以數據晶片計價，因此更連結了高通的行為針對的是手持設備市場。因此，與 Feitelson案不同，原告的主張，提供了足夠的基礎，說明原告的損害，與高通的反競爭行為間，有足夠的關聯性，且原告所受損害與高通加諸的損害間，兩者乃「無可避免地彼此糾纏」[35]。

因此，對高通主張，原告之起訴書沒有說明其所受的反托拉斯損害，Lucy H. Koh法官駁回高通之主張。至於其他爭點，留待後續文章依序介紹。

備註：

1. In Re: Qualcomm Antitrust Litigation, case No. 17-MD-02773-LHK, at 8 (N.D. Cal. 2017).
2. Id. at 7-8.
3. Id. at 8.
4. Id. at 9.
5. Id. at 9-10.
6. Id. at 10.
7. Id. at 10.
8. Id. at 11.
9. Id. at 11.
10. Id. at 11.
11. Id. at 11.
12. Id. at 12.
13. Id. at 12.
14. Id. at 13.
15. Id. at 13.
16. Id. at 13.
17. Id. at 13.
18. Id. at 13.
19. Id. at 14.
20. Lorenzo v. Qualcomm Inc., 603 F.Supp.2d 1291 (S.D. Cal. 2009).
21. Feitelson v. Google Inc., 80 F.Supp.3d 1019 (N.D. Cal. 2015).
22. In Re: Qualcomm Antitrust Litigation, at 14.
23. Lorenzo, 603 F.Supp.2d at 1295–96.
24. Id. at 1296.
25. Id. at 1301.
26. Id.
27. Id.
28. In re Qualcomm Antitrust Litigation, at 15.
29. Id. at 15.
30. Id. at 15.
31. Feitelson, 80 F.Supp.3d at 1023–25.
32. Id.
33. Id. at 1028.
34. Id.
35. In re Qualcomm Antitrust Litigation, at 16.

【本文僅反映專家作者意見，不代表本報立場。】

作者： 楊智傑 現任： 雲林科技大學科技法律所 教授 經歷： 真理大學法律系助理教授 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學歷： 台灣大學法律系 中央大學產業經濟所碩士 台灣大學法學博士 專長： 智慧財產權、美國專利法、美國著作權法、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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