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冠病毒疫情肆虐下，全球經濟衰退，百業蕭條，但NPE（Non-Practicing Entities，非專利實施實體）不管是規模還是「業績」，均逆勢成長，撐起了美國專利訴訟領域的一片天。其實，美國的專利訴訟自2008年開始，一直都是NPE當道，其所發起的專利訴訟案件均超過年度專利訴訟案件的50%；不過，專利制度變革、大環境變遷、經濟景氣循環、產業興衰……等等的外在客觀因素，也牽動著專利訴訟案件的數量及走向。當然NPE的起訴對象主要是專利實施主體，亦即實際生產、營運及銷售的企業，然而，後者也不是都處於挨打的狀態，自2012年美國發明法案 (AIA)生效後，企業也開始從不同途徑對NPE作出反擊。然而，從歷史觀之，在經濟不景氣，百業蕭條的時候，NPE與企業的關係卻產生了變化，甚至從敵人轉化成合作夥伴，如今在後疫情時代，NPE與營運企業的微妙關係又將產生何種變化？值得觀察。

RPX Insight長期觀察美國訴訟的趨勢，發現立法、行政和司法的變化會使專利訴訟的趨勢產生微妙的變化（參考圖1）。

圖1為 2005 年至 2020 年所有不同類型的原告在地方法院提起的專利侵權案件中，被起訴的被告人數：淺灰色點是每個季度新增的年度被告數量（即季度被告人數乘以四）；藍線是平滑季度波動的指數移動平均線 (EMA)。

圖1. 自 2005 年以來的季度被告（年度化）— 含所有類型原告

註：不包括僅具有設計或植物專利的宣告性判決和活動。
圖片來源：What 15 Years of US Patent Litigation Data Reveal About the IP Market, RPX Insight, 2021/01/25

圖一除了簡單的被告數量統計外，也標示同時期相應的立法、行政和司法事件。數據顯示，在2020 年專利訴訟案件中產生了近3,600名被告，與2011年美國發明法案 (AIA) 生效前那年的巔峰相比，約只有一半的數量。

毫無疑問的，於2011年9月16日通過的美國發明法案 (AIA)其中一個重點就是藉由修法來打擊日益氾濫的專利蟑螂 (patent troll) 及非專利實施實體（NPE）的濫訟問題。而隨著時間的過去，修法的成果及效益已漸漸呈現。不僅NPE的訴訟情況有緩慢下降的趨勢，也為企業 (專利實施實體)提供了具體有效的救濟管道 (新IPR程序)來挑戰有問題的專利，免於一直處於挨打的局面。

新IPR程序的反擊力

在一定程度上，AIA讓美國的專利訴訟制度更為健全，增加了3種讓第3方可以運用行政救濟的方式來挑戰專利有效性的管道，包括多方複審程序 (IPR)、商業方法專利的過渡複審程序(CBM) 及領證後複審程序 ( PGR)，其中IPR的影響最廣泛。

在AIA之前，企業如果遇上NPE，只有正面衝突或是選擇和解2種途徑（當然也有一些會消極不予理會，但如果商品因此被禁售，將可能蒙受更巨大的損失）。眾所周知，投入美國專利訴訟需要的金錢、時間及人力不是一般中小型企業有能力負擔的，因此，通常是有專業法律團隊的跨國大企業才會選擇在法院正面迎戰NPE，一般中小型公司在律師的勸說下，多是和解告終，賠錢了事，因為進行訴訟不僅充滿不確定性，且所需的花費也比和解的金額來得高許多。

但在新的IPR程序於2012年9月16日生效之後，便成為了企業反擊NPE的有力手段。因為新的IPR程序除了由專業行政法官所組成的專利審判與上訴委員會(Patent Trial and Appeal Board，PTAB) 進行審理之外，更規定要在1 年半內完成，耗時較短。綜觀下來，除了花費比上法院便宜外，也有機會在短時間內將NPE拿來興訴的專利無效掉 (或是讓部分專利權無效)，從而中止訴訟官司。

新IPR程序的請求人主要為企業，就2020年來說，排名IPR無效請求的前2位Samsung Electronics America, Inc.及Samsung Electronics Co., Ltd.共提出了236件無效請求，其他包括Apple、Google、Intel、Dell……等等也分別提出了數十及上百件請求案。有趣的是，兩家Samsung企業及Google除了是IPR無效請求人的前5大之外，也是2020年美國專利訴訟榜單中的前5大被告，很容易讓人聯想到這些無效請求都是反制NPE訴訟的手段。

提到新IPR程序對NPE訴訟的影響，RPX Insight有一個有趣的發現。在2020年，一家知名的NPE 「IP Edge」針對約500位被告提起了550起專利訴訟，IP Edge的案件大約 有70% 在提交後的 180 天內終結，而和解金額通常比IPR的成本低一點，這顯示NPE 採用以「價格戰」來尋求和解金的商業模式，這使得被告（IPR無效請求人）會認為和解比提IPR請求划算。

兩大NPE表表者

與2019年相比，因NPE原告而增加的專利訴訟被告在2020年約增加了9%（其中不包括約34件宣告性判決訴訟和十幾起僅涉及外觀設計專利的案件）。PBX Insight指出造成增長的主要原因是由於兩個NPE原告：一個是前面提到的IP Edge LLC，此為過去十年間最活躍的NPE，其於2020年所提的專利訴訟案件共產生了550名相關被告，與2019年相比增加了約15名；而另一個則是新崛起的NPE訴訟當事人WSOU Investments，此一NPE於 2020年提的專利訴訟案件產生了130多名被告。

這2家NPE採取了不同的訴訟策略，IP Edge所採的方式已在前面提過，至於WSOU （一個家從Nokia獲得4,000多項專利資產的NPE）所針對的被告群體比IP Edge小很多（截至 2020年12月31日為止共15名），但對每一位被告都進行了連環攻擊，其中大多數僅涉及一項專利。

新冠疫情下的NPE ─ NPE因大環境改變而產生的變化

由於NPE的經營目標只是為了讓專利貨幣化，因此因新冠疫情衝擊所受到的影響應該比實際營運的企業小很多。從商業的角度來看，訴訟的市場不會因COVID-19而有所改變，因此NPE也不需要對日常業務營運做出重大改變。但值得一提的是，有一些NPE指出在疫情期間和解及審結的速度有些放緩。

此外，由第三方融資所支持的NPE更能承受當前經濟環境的考驗，甚至蓬勃發展，《NPE朝大型化發展，2020年美國興訟量大幅成長》一文就曾提到這種第三方投資人讓NPE壯大的情形。

另一方面，經濟放緩似乎與隨後幾年實際營運企業拋售專利的活動有關，而COVID-19導致全球經濟放緩已是不爭的事實，因此往後幾年是否會有企業大量拋售專利是值得觀察的重點。

PBX Insight的報告顯示，2008年的經濟大衰退似乎成為了實際營運公司將專利大量售予NPE的催化劑。回顧那個時期，一些營運公司因為面臨財務困境而將專利資產售予NPE，也許是因為它們在經濟困難的情況下需要尋找新的收入來源；又也許是因為某些項目因市場萎縮而關掉產品線，在關掉產品線之後即有一堆「無用」的專利，考量到維持專利權的龐大成本，因此決定售出套利。

事實上，許多包括營運公司和大學在內的專利權人，目前正面臨著越來越大的財務壓力，需要保持及增加他們的現金餘額，可能會在未來幾年將專利視為收入來源，將專利資產售予NPE，甚至與NPE建立合作的夥伴關係，通過授權或訴訟直接將自己的專利資產貨幣化；因此，NPE 訴訟可能會隨之增加。

如圖2所示，RPX Insight分析，自2005年以來每年提起的專利訴訟中約有 85% 涉及營運公司的專利，其中絕大多數是由NPE提起的訴訟 (淺藍色的部分)。

圖2. 自 2005 年以來地區法院新增的訴訟被告（按被告開始年份）

圖片來源：What 15 Years of US Patent Litigation Data Reveal About the IP Market, RPX Insight, 2021/01/25

政策改變的影響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過去幾年美國專利制度 (包括申請與訴訟) 所實施的變革對NPE的行為產生了顯著且可衡量的影響（圖3橘線）；另一方面，對實際營運企業原告行為的影響則不太明顯 (圖3藍線)。

PBX Insight指出，長期訴訟趨勢中最顯著的變化幾乎完全是由NPE原告的行為帶動的。如圖3所示，NPE訴訟的年度變化率從2005年的約1,000名被告增加到2011年近5,000名的頂峰，就在當年9月AIA改革生效之前。從那裡開始，訴訟量即呈普遍下降趨勢，另外，在 2014年最高法院的 Alice案裁決之後，新的NPE訴訟案即出現了停滯，直至2015年底，又在Pleadings reform改革前大量興訟。

圖3. 自2005年以來的季度被告（年度化）：NPE原告與實際營運企業
註：不包括僅具有設計或植物專利的宣告性判決和活動。
圖片來源：　What 15 Years of US Patent Litigation Data Reveal About the IP Market, RPX Insight, 2021/01/25

參考資料：

1. What 15 Years of US Patent Litigation Data Reveal About the IP Market, RPX Insight, 2021/01/25
2. LexisNexis Lex Machina 2021 Litigation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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